
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内的武汉市第十四中学,背靠凤凰山,其前身为建于清末的文普通中学堂,是湖北地区近代第一所公立普通中学。进入校园,沿着郭沫若路向前走,映入眼帘的就是名为《在太行山上》的主题雕像。在学校的东区一角,有一座占地 200 平方米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坐北朝南,外墙黑白相间,楼梯斜侧。这栋小楼,在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驻地,被誉为“武汉文化抗战的中心”。第三厅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以“文化动员全民抗战”为宗旨,系统整合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各界力量,以多种大众艺术形式,让文化成为激发民族意识的重要力量源泉,在文化宣传、抗战动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展开剩余90%第三厅旧址今貌。旧址广场上的雕塑表现的是 1938 年 4 月周恩来、郭沫若、冼星海、桂涛声等人在武昌昙华林冼星海住所听其试唱《在太行山上》的场景
群英荟萃的“名流内阁”
1938年 2月 19日,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以中共代表身份出任副部长。政治部主要下设秘书处、总务厅、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等部门。4 月 1 日,第三厅成立。第三厅专司宣传,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汇聚了田汉、冼星海、徐悲鸿等百余位文化精英。周恩来通过秘密党小组(成员包括郭沫若、阳翰笙)和基层党支部(书记冯乃超),确保了中共对第三厅的实际领导。这支队伍以军事编制运作,郭沫若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穿军装的文化战士。
第三厅下设第五、第六、第七处,每个处下面又设三科。其中,第五处为一般宣传处,胡愈之任处长,负责文字宣传,包括编写抗战标语、传单、报刊文章等,编印《前敌》《士兵》等周报,传递抗战信息。第一科为文字编撰科,徐寿轩为科长,负责撰写各种形式的抗战宣传文字。第二科为群众动员和一般宣传科,张志让为科长,负责组织并发动民众,编写制作抗日教育资料,协调其他部门与组织、团体。第三科为印刷发行科,尹伯休为科长,负责调研基层,提供数据支持,调配物资印刷相关材料。抗战期间,第五处编印了大量通俗抗战读物分发给前线士兵和后方民众。
第六处为艺术宣传处,田汉任处长,负责统筹戏剧、音乐、电影、美术等艺术的抗战宣传。第一科为戏剧音乐科,洪深为科长,负责组织抗敌演剧队和歌咏活动。第二科为电影科,郑用之为科长,负责摄制抗战影片并巡回放映。第三科为美术木刻科,徐悲鸿为科长(未到任,由吕霞光负责),主管抗日宣传画创作及木刻版画展览。抗战期间,第六处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战扩大宣传周”等宣传活动,冼星海、桂涛声等人并组织创作了《在太行山上》等经典作品。
第七处为国际宣传处,范寿康任处长,负责国际宣传和对敌宣传工作。第一科为对敌宣传科,杜国庠为科长,负责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第二科为国际联络科,董维键为科长,负责国际宣传,对外传播中国抗战实况。第三科为辑译资料并研究敌情科,冯乃超为科长,负责收集翻译外文资料,研究敌情,同时协助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开展“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工作。抗战期间,第七处通过刊发世界语刊物《中国导报》、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等方式开展国际宣传,并组织对日军的心理战,在前线投放反战传单,并在战俘中开展反战教育。
第三厅下属机构三处九科正式编制共有 300 多人,还附设有多个宣传团队,包括 10个抗敌演剧队、5个电影放映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电影制片厂、1 个漫画宣传队以及孩子剧团等抗战团体,加上勤杂和警卫人员,总数 3500多人。
武汉抗战时期,第三厅在郭沫若的统一领导和号召下,不仅组织十分健全严密,更将当时文艺界的半壁江山延揽其中。除各处、各科领导人员之外,还有著名文艺工作者金山、冼星海、傅抱石、石凌鹤、赵丹、郑君里、程步高、张曙、张乐平、李可染、史东山、沈同衡等人云集第三厅,可谓人才济济,盛况空前,故第三厅享有“名流内阁”之称。
群情激荡的民众动员
第三厅成立之初,周恩来提出要把武汉的宣传工作扩大到全国去,武汉要做全国宣传工作的模范。希望通过系统性宣传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第三厅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开展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抗战扩大宣传周的时间定为 7 天,分别为文字宣传日、口头宣传日、歌咏宣传日、美术宣传日、戏剧宣传日、电影宣传日、游行宣传日,每天重点开展一个活动。第三厅期望通过宣传周活动,进一步唤起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1938 年 4 月 7 日,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开始,开幕当天举行了火炬游行,队伍绵延数里,沿途市民以鞭炮呼应,民气高涨。武汉四大报纸《新华日报》《武汉日报》《大公报》《扫荡报》等联合推出特刊,刊发抗战檄文与动员口号。4 月 8 日,尽管大雨倾盆,千余支宣传队仍深入街头巷尾,沈钧儒、邹韬奋等名流公开演讲,呼吁全民抗战。4 月 9 日,在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万人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响彻全城。当晚在光明大戏院举办夜间音乐会,田汉致开幕词,高喊:“我们要为民族独立,抗战胜利而歌咏!”《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相继演出,冼星海指挥,海星歌咏队演唱《顶硬上》,华北歌咏队演唱《保卫大武汉》,两首歌曲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并被观众要求重复演唱。4 月 10 日,黄鹤楼展出数百幅抗战宣传画,徐悲鸿、李可染等艺术家的作品激起民众共鸣。当日夜间举办画灯火炬游行,长江边火光映天,口号声震耳欲聋。郭沫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为了保证我们的胜利,我们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要把我们的生命贡献给民族国家。”冼星海指挥全体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歌曲,场面十分壮观,群众的爱国热情达到了高潮。4 月 11 日,武汉 12 家剧院联合上演《岳飞》《梁红玉》等爱国剧目,覆盖京剧、汉剧、话剧等多种形式,数十万观众前往观看。“厉家班”等剧团在街头广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引发强烈共鸣。4 月 12 日,巡回放映车在武汉三镇播放抗战纪录片,如《抗战实录》等,并结合抗战歌曲强化视听冲击。4 月 13 日是宣传周的最后一天,武汉三镇 40 万群众参与大游行,声势浩大、场面震撼。抗战扩大宣传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覆盖人群超过百万,成为全国抗战宣传的模板。
1938 年 7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献金团”乘车前往汉口江汉关献金台献金
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和郭沫若策划举办一场献金活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7 月 7 日早上,献金运动开始,汉口三民路的总理铜像前、武昌司门口、汉口中山路水塔旁、汉口世界门口、汉阳东门码头等 6 处固定献金台和十余处流动献金台前,人头攒动,人们纷纷上台献金。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代表也组成“中国共产党献金团”,乘车前往献金台。首先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捐献党费 1000 元,接着周恩来将他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一个月的薪金 240 元全部捐献,秦邦宪代表在汉中共参政员将 7 月份的薪金全部捐出,李克农代表八路军将士捐献了他们节食素餐省下的 1000 元菜金,武汉“八办”代表也一起走上献金台献金。后来,远在延安的毛泽东闻讯后也发来电报,要求将其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 7 月份薪金全部捐赠。群众见到平时极为敬仰的共产党人都十分激动,不禁有人带头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均积极献金。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史良、邹韬奋、张澜、陶行知、沈钧儒、谭平山等 200 多名中间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都积极献金。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作家、演员、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店员、小贩、僧人、道士、乞丐、妓女等,爱国献金都不甘人后。主演电影《热血忠魂》的女影星黎莉莉捐出了结婚纪念戒指;辛亥革命伤残老兵拿出了两块大洋;一个年近六旬的难民竟然一天内三次献金,他说自己是从河北逃出来的,家人被鬼子杀光,国亡了,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一名八岁的陈姓小女孩捐出了自己的买糖钱……每个人都在为抗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感情真挚,令人动容。港澳地区同胞积极响应,在香港华商总会的领导下,香港同胞通过各种筹款活动筹集国币近 10 万元;澳门各界开展了义卖救国活动,所有所得都用来购买抗战物资。
“七七献金”共募得现金及物资超 100 万元法币。第三厅委托相关组织到香港购买了 10 卡车药品和医药器械,为前方将士赶制了 20 万套暑衣、40 万套棉衣,其中 5 万套给了八路军,有力地支持了抗战。献金活动参与人数达 50 万人次。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共同参与,真正体现了全民抗战的精神,被《新华日报》称为“民族觉醒的洪流”。
辐射国内外的文化宣传
第三厅的核心职能是“抗战宣传”,主要手段是文学艺术,通过文学作品、标语口号、戏剧、电影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激发全国军民的抗日激情,并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援助。除了在武汉开展抗战宣传,第三厅还组建了十多个抗敌宣传队,分赴全国各地。
除对国内民众进行抗战宣传外,第三厅还着力开展了国际宣传和对敌宣传。1938 年 9 月,第三厅对外进行了 16 次外国语播音,寄发 3 次题为《中国之儿童保育工作》的国际航空通讯,发行《日寇暴行录》并寄往英国、美国、加拿大、巴基斯坦、印度、埃及、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国际宣传。与此同时还编制了宣传片,加紧对敌宣传,邀请绿川、英子、鹿地亘等反战人士进行广播演讲,并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作为敌情研究的参考。
武汉抗战期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曼彻斯特日报》通讯记者身份在武汉活动,周恩来通过第三厅为其颁发“战地记者证”,使她得以随行中国军队采访。她以报道医疗救援为名,在第三厅协助下加入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跟随中共联络员穿越重要封锁线,抵达山西八路军总部。她采访了朱德、彭德怀,撰写了《中国在反击》,详细记录了八路军游击战的成效,并将稿件通过第三厅的海外渠道寄往美国,在《新共和》《亚洲》等刊物上发表。
第三厅还成立了“战地文化服务处”,进行了大量犒军和战地服务工作。1938 年 7 月至 8 月 , 第三厅收集到书籍、报纸杂志等共计 500 余万件,9 月更是达到 819 万多件,随即迅速将这些抗战宣传物资传递到一线作战部队。除收集的书籍报刊外,“战地文化服务处”还自行编印了《士兵》和《前敌》两份周刊供一线将士阅读。
孩子剧团闪耀昙华林
1937 年 9 月 3 日,孩子剧团成立于上海。上海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与领导下,孩子剧团分批撤到武汉。孩子剧团刚到武汉,便积极开展报纸宣传与演出活动,在闹市街头、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工厂等地都能看到他们为抗日救亡公演的身影。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反复争取和坚持下,孩子剧团被纳入第三厅的编制。1938 年 4 月 13 日,郭沫若派辛汉文将孩子剧团全团接至第三厅的驻地——武昌昙华林,并派蔡馥生任政治指导员,郑君里任艺术指导员。
孩子剧团在武汉时期留影
孩子剧团终于有了正式的场所,也有了一个 60 人的正式编制(当时实际上只有 20 多人)。还有工作费以及日常办公费用,团员也每月有工资,生活条件得以极大改善,在学习、演出等方面也有了系统的指导。每天早晨,孩子们要做早操、练发音和开早会。上午,要学习各种知识。下午,不是进行工作,就是排戏,或演戏,或练歌,或做其他事情。晚上,召开小组会,写日记。为适应战时生活,孩子剧团还进行军事训练。
在第三厅的领导下,孩子剧团又开始在街头、茶馆、轮渡、工厂等地方进行公演,有时还深入乡村演戏,访问农民、宣传参加兵役等,并参与武汉市歌咏大会,联合武汉各儿童团体组织露天歌咏会,举办儿童座谈会等,每天忙碌而充实。
1195 月 3 日至 5 月 9 日,第三厅组织“武汉各界雪耻兵役扩大宣传周”,孩子剧团每个团员都热切地参与了这一活动。3 日,孩子剧团赶往黄鹤楼、难民所、茶馆、轮渡宣传,观众反响热烈。4 日晚上,孩子剧团在武昌体育场参与了“五四歌咏大会”,听众有一千多人 , 当报幕员说出“孩子剧团”时,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然后都静静地期待着他们的歌声。孩子们一口气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青年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歌八百壮士》四首歌曲。孩子们稚嫩而专业的歌声、坚定而激昂的情绪,一下子就抓住了观众的心。孩子剧团唱完准备下台时,观众早已热血沸腾,在掌声中齐呼:“再来一个!”孩子们又演唱了《保卫大武汉》等两首歌曲。最后,有的孩子嗓子嘶哑了,但仍然精神饱满,台上台下满是感动,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5 日至 8 日,孩子剧团转去乡村做宣传,他们一共去了 12 个地方,有舒家街、六家街、八家铺、金口、茶棚村等,都隶属于当时的武昌县。这段时间,演戏、唱歌、演讲、放西洋镜、卖梨膏糖、写标语、农村访问是他们的主要工作。
1938 年 4 月,大路书店印行了《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一书。书中有茅盾等人对孩子剧团的评价。茅盾说:“‘孩子剧团’是抗日战争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冯玉祥撰写了长诗《孩子团》。该诗开篇写道:“孩子团,真能干,/演剧歌咏助抗战。/孩子团,真正好,/不顾死活为国跑。”郭沫若在介绍了孩子剧团的事迹后说:“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孩子,中国是绝对不会亡的。”
历史贡献永载史册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热潮的兴起和发展,第三厅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日益凸显,挖掘和保护第三厅旧址的呼声日益高涨。因为它见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文化界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体现了文艺工作者用艺术作品激发全民抗战斗志的创造性实践,是 1938 年武汉成为全国文化抗战中心的核心物证。2008 年 3 月 27 日,第三厅旧址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8 年,第三厅旧址启动保护性修缮。修缮过程中面临缺少历史照片、文物展品的难题,有关方面赴北京、重庆等地征集史料,并组织专家研讨会及家属座谈会,最终完成修缮及布展工作。2021 年 4 月,武汉市委统战部将第三厅旧址列为武汉统一战线宣传教育基地。6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旧址纪念馆”正式开放。
如今,第三厅旧址内保留有两栋标志性建筑,分别是郭沫若办公居住楼和抗战时期举办大型活动的大礼堂。纪念馆展陈则以“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为主题,分为“名流内阁文化战士”“领导救亡战斗堡垒”“历史贡献永载史册”三大展区,系统呈现第三厅组织抗战宣传、献金运动及撤离的历程。它的修复与利用模式,为其他红色遗址提供了“历史场景复原 +现代科技互动 + 文旅融合”的范本。纪念馆开放后吸引了大量游客,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旧居等遗址共同构成武昌红色文旅矩阵。在第三厅旧址上建起的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将第三厅的历史纳入校本课程,学校学生合唱团定期演唱抗战歌曲。2023 年,学校与延安文艺纪念馆签订了合作协议,延续“文艺为民族而战”的精神血脉。
来源:《品读武汉抗战遗址》
作者:任泰宇
编辑:叶圣凡华夏配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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